这是一个太过高深的古代哲学问题，我似乎没有驾驭它的能力，选择这样一个话题来写日志，并不是我对此有多么深的研究，而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体会到其中的精妙，想借此表达自己对人生的感受。

出世是道家的追求，弃身外之物，追求自身的解脱，所谓的“穷则独善其身”，恬淡自守、清虚无为；入世是儒家的追求，所谓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其一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尽其所能经世致用，甚至“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追求出世的如看不惯官场世故黑暗毅然隐居田园，“心远地自偏”的陶渊明；如庄周梦蝶，物我相融，物我两忘；如那个宁愿在竹林深处打铁，在饮酒狂歌中释放灵魂的嵇康……潇洒狂放如斯，却难免有些清高孤寂。

追求入世的如周游列国一心推行“仁政”的孔子；如怀抱着“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清醒和高洁，以死明志的屈原；如心忧天下，致力改革却终难成功的范仲淹、王安石；如那个茅屋被狂风刮破，大雨淋得屋内无一处干的地方，却仍在想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杜甫；如被南宋朝廷误解，被元军和朝廷同时追捕但仍矢志不渝，“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的文天祥；如一心抗金，收复中原，却难当重任，只有“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的辛弃疾、陆游、岳飞……积极进取如斯，却终因世事艰难，有心治世却无力回天，难免令人悲哀无奈。

当然，人生是不可能单纯到完全按照出世和入世这样两条道路一抹黑地走下去，更多的是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巧妙地寻找着自己的灵魂归宿和生活方式。

当孔子终身看不到他理想中的大同世界，晚年的他非常赞成曾点的“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这既符合他一生追求的礼乐治国的思想，也表达了希望社会变成了大同社会，人们就可以自由自在、安居乐业的人生理想，但仔细读来，却也颇有点道家无为出世的味道。

陶渊明、李白并非没有兼济天下的愿望，只不过没有能力改变世道，只得转而寄情山水田园，“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最终选择以入世的精神出世。

诸葛亮则是先出世，后入世，《隆中对》成了他人生的分界线。前半生躬耕于南阳的他“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出世是为了要博览群书，学到经世致用的才能；而后半生一心辅佐刘备收复汉室的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虽然入世的结果没有成功，然而他的人生是成功的，他颇受百姓的喜爱，成为智慧谋略的代名词。

范蠡与此相反，则是先入世，后出世，这种辅佐勾践报仇雪恨，成就霸业后，能毅然决然选择激流勇退的情怀，颇令人敬仰。他的弃官从商，与西施泛舟江湖之上，是人生真正的良辰美景，也活出了真正的潇洒自如；与此类似的还有重情重义的鲍叔牙，自认为没有当丞相的才能而向齐桓公大力举荐好友管仲，又怕自己的存在会阻碍了管仲的治国大业而自请辞官回乡，“管鲍之交”所体现出的深厚友情，除了已成为民间代代流传的佳话，更让我看到了那份难得的情义高于名利的洒脱出世的情怀。（一起感悟人生 www.yiqig.com）

真正能将出世和入世情怀合二为一，在两者间巧妙寻找到人生支点的是苏轼，儒家的入世与有为，使苏轼热爱生活与人生，即使身处江湖之远，被贬一方之时，他仍能收起那一份怨天尤人和落寞悲苦，继续关心民间疾苦，造福一方百姓；而道家的出世与无为，又使他在精神上能跨越人生逆境，从心底深处豁达从容，超然物外，不因名利得失而耿耿于怀，“也无风雨也无晴”是他心灵境界的写照。他是以出世的精神做着入世的事业，与此相类似的还有白居易、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林则徐……无论身到哪里，无论心有多悲，面对人生的大起大落，波澜起伏，他们大多时候都能及时调整自己，适应际遇之变，收起那一份内心伤痛后仍能积极投身社会，这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豁达令人钦佩。

说到底，“出世”与“入世”是一种人生态度，更是一种人生境界。我没有多么高远的理想抱负，更没有济世救国的才华能力，在我理解，“入世”便是脚踏实地，立足本职，做自己该做的事，说自己该说的话，尽心尽力而为，如果自己的努力付出和人生态度能帮助得了别人，影响得了别人，则会满心欣喜，如果不能却也问心无愧，只求对得起良心；而“出世”则要在烦躁的外界环境中平静地安下心来，抱着一份感恩和淡然面对身外之物、面对荣誉利益，不争不求，以平和的心态对人对事，力求给自己一个清澈明亮的心境。有了入世的情怀，会活得积极乐观，投入充实；有了出世的态度，会活得舒适坦荡，满足快乐，何乐而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