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哪，就这一辈子，不可能“木匠、铁匠、皮匠、吹喇叭的、抬棺材的、抬轿子的、唱戏跑龙套的”样样在行。

　　我从外地农场调回上海后，曾经干了十个月炊事员，又在冷库里干了两年。后来我进夜大读中文，３５岁那年终于从基层冷库调到了十层高的上海市某食品供应公司办公大楼担任党委办公室宣传干事。那时，我房子、职称、，一无所有，银行里的存款只是几千元。今后漫长的道路该如何走？我的心绪颇不宁静。

　　午间休息时，科室里好多人都在打牌、下棋，有的女同事在打毛线。那是个雨天，我站在窗口看雨景。隔窗望去，上海几十、几百座尖尖的、圆圆的、方方的屋脊在风雨中摇曳……忽地，我眼睛一亮，铁路旁，一幅１８世纪“法国油画”映入眼帘。一个红点，一个蓝点，一个黄点，一根很粗很粗、足够三个人合抱的大树段，一把古式大锯。黄点和蓝点在两边拉着大锯，红点站在中间抓住大锯的中央两头来回助力。

　　又是一阵强风大雨，这回我看清了，那是三个穿着不同颜色雨衣、雨裤的拉锯工人。风雨中，他们不停地拉着锯，我仿佛已经能够听见“咕吱”“咕吱”的声音。

　　第二天中午，我又站到了昨天的那个窗口。红点、蓝点、黄点不见了。７月的骄阳下，三顶黑色的太阳帽，三位拉锯工人身穿深咖啡色短袖圆领汗衫，继续“咕吱”“咕吱”地拉着大锯。他们裸露的手臂几乎和老树皮一样的颜色，身上的深咖啡色汗衫早已湿透，颜色显得更深。远看上去，他们就像江苏宜兴的紫砂泥人。

　　第三天中午，浓烈的好奇心促使我下楼找到锯木场。走到近处，噢！原来是一个老人，约有６０开外，两个青年，２０来岁。

　　他们又开锯了。太高，够不着，脚下垫了块树段，站在树段上才勉强能使上劲儿。拉了一会儿，把脚下的树段拿掉，挺直了腰板使劲。再往下，就弯着腰用劲。再往下，搬来树段，坐在树段上用劲。再往下，搬开树段，坐在地上用劲。到最后，最低处，干脆趴在地上干。“咕吱”“咕吱”声不绝于耳，汗水在他们身下湿成一片。

　　我走上前和老人聊上了：“老师傅，这两位是？”

　　“一个是我儿子，一个是我侄子。”老人说。

　　“您一辈子都干这活儿？”

　　“快有５０年了吧。”

　　“锯这树段派啥用处？”

　　“给菜场、肉店做砧板。”

　　“家里日子好过吗？”

　　“这看咋说了，要比最好的，还差一段。要比早先，那似乎已登到天上。你别小看我这俩，他们都正在攒钱买摩托车呢。”　　“这活儿很苦吧？”

　　“苦！可我干了一辈子也没累死，倒是身板挺硬实的。其实也不苦，咋说呢？就说我这侄子吧，他爸是我的大哥。年轻时，我大哥啥活儿都干过，木匠、铁匠、皮匠、吹喇叭的、抬棺材的、抬轿子的、唱戏跑龙套的，还当过几天村办教师，反正，都是没干多久就辞了，不是他辞人家，就是人家辞了他。直到后来才真正苦上了，光会躺在床上吐烟圈、叹大气。渴了，喝烧酒，醉了，扒光了老婆的衣服打老婆。大哥没活到４０就去世了，嫂子说他这一辈子是发愁愁死，叫苦叫死的……”

　　再接下去，我竟一说不上话了。

　　回公司上楼途中，我忽然想到了许地山写的那篇散文《落花生》：人，应该像“落地花生”，扎扎实实……　　如今一晃１５年过去了，公司门前的铁路早已拆了，当年做锯木场的那块空地成了一家副食品贸易市场，曾经红火的食品供应公司也败了，５００多职工仅剩下几十人，当年科室里中午爱打牌、下棋、打毛线的同事，或签了“协保”，或“待退”，大多成了“４０、５０弱势群体”，公司呆坏账５０００多万元，正在申请歇业。

　　这１５年来，我就像当年那几位拉锯工人一样，一天到晚像个工蚁一样不停地在写字，写字已成了的第一乐趣。

　　我学的是中文，的是写作，早先在农场，１５年的荒废已经让我吃够了苦头。这辈子，我就认准这一件事了！

　　１５年，我写了上万篇成品、半成品文章……

　　七年前，翅膀硬了，我离开单位开始专业写作，写作竟成了养家糊口的谋生手段。而后买楼，买车，供养女儿的学业，小日子逐渐潇洒起来……

　　——人哪，就这一辈子，不可能“木匠、铁匠、皮匠、吹喇叭的、抬棺材的、抬轿子的、唱戏跑龙套的”样样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