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舍先生离开我们三十九年之际，思绪万千。在此，略书两件小事以抒缅怀之情。

 

 

 

 

回首往事，童年留给我最突出、最深刻的一点就是个“玩”，小最爱玩的游戏当然是“过家家”，老爸特别我多玩耍，每次出国归来送我的礼物总是洋娃娃，甚至在我已上高中后，收到的礼物仍是洋娃娃，大概在慈父的眼里我永远是个长不大的小妞。

 

 

 

 

　父亲送我的娃娃足有十多个，漂亮的、金发碧眼的俄罗斯娃娃，苗条的、金发长辫子的波兰娃娃，金发短辫、穿着民族服装的捷克娃娃，尖帽大肚的俄国小丑娃娃以及整块木头旋成的日本娃娃……我还有精巧的整套小型炊具，小听诊器、小针筒等扮医生的全套设备……“过家家”所需的全套硬件设施如此齐备，哪个小能抵抗住这么大的诱惑？

 

 

 

 

恨不能整天玩才过瘾，无奈上午要去学校上课，赶到午休我的小同学们匆忙吞下午饭，连饭盒都顾不上刷，夹着饭盒便跑到我家来玩啦。她们直奔我的领地———西厢房，抱起娃娃，热火朝天地玩起“过家家”。我和我的小伙伴当“妈妈”买菜做饭，娃娃当“儿女”，除了吃饭睡觉……还得生病，打针吃药。总之把我们经历的现实大世界的日常生活压缩成袖珍式的小社会生活。

 

 

 

 

遗憾的是午休太短，没等大家玩尽兴，又一股风似的叽里咕噜地跑去上课了。下午放了学，又换成另一帮同学来到被定为学习小组地点的我家学习。现在的学生课业负担太重，放学后大篇子二篇子做起来没完没了，当年的学生作业可没有现在的这么繁重，一般只需个把小时就做完了。做完作业便又可以玩耍了，有的玩“过家家”，有的看小人书，有的观看我大爷种花。

 

 

 

 

父亲在家时必凑过来和小友们和蔼地拉家常，问他们叫什么名字、家住何处、做什么工作等，因来家玩的小友挺多，父亲一下记不住他们的名字，便根据人家的特征分别起了外号：管姓苏的小友叫“苏大脚”，管全小组中唯一一个戴眼镜的女生叫“小眼镜”。记得我们小学毕业那天，校方给我们颁发了毕业证书，放学后我的几个小来到家里玩，老爸一见到我们就幽默地问：“学校除了发毕业证书外，没给你们发洋娃娃吗？”逗得我们哈哈大笑。

 

 

 

 

我在父亲身边生活了十多年，我觉得最能体现父亲理念的一件事是在我念小学的时候发生的。我那时候对那些需要背诵、记忆的功课特痛恨，不舍得花去背，有还玩呢。所以像历史、珠算之类的功课学得很差。小学四年级有一次考珠算才得了四十分，不及格。这是我自上学以来最坏的分数，我心里很难过。回到家哭了一鼻子。吃午饭，母亲问我怎么了，我不肯说。因为我知道母亲从来要求子女门门功课百分。这回才考四十分，准挨骂不可，别自讨没趣。吃完饭，趁母亲不在，父亲再问我时，我才坦白考试得了坏成绩。父亲听后不但没批评我，反而很幽默地说：“四十分不算少了，我小的时候算术学不会，考试时压根儿算不上来，尽捡别人的废卷子，签上自己的名字，把卷子交上去，还得不上四十分呢！”一席话说得我破涕为笑了。

 

 

 

 

几十年来我对老爸的这番话一直坚信不疑，直至最近几年老舍研究者们发现了父亲在北京师范学校的成绩单都明明白白的显示父亲儿时数学成绩实际上很优秀，多年受蒙蔽的我才如梦初醒。

 

 

 

 

这种老舍式的幽默在中国堪称独一无二，如今别说是考四十分了，即使得到七八十分，有的甚至得九十多分，也逃不过家长的惩罚，轻者挨一顿臭骂，重者挨顿痛揍。这种中国式的初级简直太摧残儿童了，像父亲、鲁迅、巴金、冰心这些文坛大家，他们都主张要充分发挥儿童的天性，主张儿童多玩耍，多游戏，主张儿童不要过早识字，主张儿童身体要强健……

 

 

 

 

在培养方面，老舍先生并不“望子成龙”。早在1942年的一封家信中他曾写道：“我愿自己的儿女能以血汗挣饭吃，一个诚实的车夫或工人一定强于一个贪官污吏。”他主张“不一定非上不可，”只希望身体长大后当个普通劳动者。回顾这些往事，父亲殷殷慈爱之心跃然纸上，令人感叹不已！(作者：舒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