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权力私有的特性，更兼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拜权主义，两者叠加，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又一幕血腥的连续剧。

还有一种原因导致权大欺主，有人将其称为权力结构的不稳定性。

《左传》云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

这句话，清晰地勾勒出封建社会的基本结构。其主要特征是一级压一级，形成一种压力—稳定结构。整个系统的稳定，取决于压力的梯度，越往上去，压力越大，权越重。根据韩非子的学说，处于这种压力结构最上端的君王，必须具有一种强大的势（以势压人），君王一旦失去其势，整个压力系统就会崩溃。一般开国的君王，熟谙权术，具有铁腕，拥有某种强势，下面的人摄于其势而不敢有非分之想。这种铁腕和强势，在其后人那里却难以为继，甚至出现像晋惠王这样昏聩的白痴，或像溥仪这样幼年登基的小皇帝，强势荡然无存，于是出现强枝弱干，权大欺主，取而代之。

权大欺主是封建社会始终没有解开的一道难题。

第九定律，皮毛定律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句话，写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千年之病，千年之痛。

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变成了毛。

毛是个什麽东西，有一股腥膻之味。堂堂乎文人雅士，怎麽会是毛？

秦之前，文人们曾经有过一段时光。他们负笈而行，周游列国，天马行空，十分浪漫。那时的人，他们笈中装着的那份精彩只属于他们自己，独一无二。他们背负着它，走遍世界。他们是要用自己的思想去说服全世界。他们的思想像凌空而过的天马，高远而神奇。诸子百家，（三？）教九流，每一流派都是一股清泉，喷涌而出。清泉汇集之处，是大海，激荡澎湃。

秦以后的文人，他们的笈中只有先人的经书和教义，他们整日诵咏的是别人思想的片断。文人们没有了思想，失去了自我，甘洌的清泉完全干涸了。天马没有了，只剩下一些依附於皮上的随风抖动的毛。

文革时期，我的一个告诉我，他正在思索和撰写一篇真正具有独立见解，与别人观点完全不同的大块头文章。我问他，林*彪说，我们这麽大的国家，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这是什麽意思？这是说，所有人的思想，都要统一，最后只能有一个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你现在不讲统一，反倒要独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如果说你写文章是要阐释某人的思想，那叫什麽‘独立见解？甚感迷惑，终于没有写完他的大块头文章。

秦始皇时代，确实有过一些活的不耐烦的文人，他们执着於自成一家，不肯统一，后来都被秦始皇送到坑里去了。自那以后，文人们都学了乖，知道坑的厉害，自觉地维护统一，不再闹独立性了。

林彪的话，含有某种哲理。我们这麽大的国家，如果人人都固执己见，都要按自己的想法去做，百人百性，众说纷纭，岂不是乱了套？千人敲锣，一锤定音。没有这一锤定音，千面锣只会敲出杂沓之音。

我以为秦始皇统一中国，他所作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统一了中国人的思想。不过，这件事的难度相当大。车同轨，书同文，做起来并不难。而要把这些十分固执的文人的思想统一起来，不是秦始皇的雄才大略，也难奏其效。

但秦始皇的做法过于血腥，后人诟病甚多，称其为霸道。到隋唐时代，使用的方法就先进得多，不再用霸道而改用王道。如果说秦始皇采用的是大棒政策，唐代以后则更多采用胡萝卜政策。应用科举的方式，使那些出身于豪门或是寒门的士子们都有了进身之阶。顾炎武说，八股之害，甚於焚书。说的就是这种胡萝卜政策的有效性和先进性。

无论大棒还是胡萝卜，都只是外因。使知识分子变为毛的还有其内因。

有人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我以为这种说法并不准确，至少在我们中国不可以这样说。

如果要用社会的良心去定义知识分子，中国文人的大多数都会被排除在外。

许多人不文人这个词，甚至以为他是一个贬义词。把文人的文去掉，他和普通的人就没有甚麽大区别。一样的有七情六欲，一样的要食人间烟火。治国者为他摆下了盛宴，有颜如玉、黄金屋、千盅粟，他们怎可拒绝？自然就会有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忠心。这是顺理成章的。当然，文人与普通人还是有一点区别，他们的功利心比普通人更为强烈。这些都是文人变毛的内因。

在内因与外因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变成了毛。这种变化缘於一种不可抗的力，所以成为一种规律。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千年不改，万人一律，没有哪个可以逃脱。

举国一致，只有一个思想，欧洲人没有做到，我们中国人做到了，这是很值得骄傲的。但世界上的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有利必有弊，对于我们的成绩也须一分为二。知识分子都变成了毛，依附於皮之上，当然很好。只是要从这些失去思想的毛中产生出像洛德、卢梭这样的思想家以及像牛顿、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决无可能。晚清以后的落后与挨打，似乎也就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