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是中国传统商人为什么不敢公开宣称“赤裸裸的追求利润”、而总是“顾左右言其它”的深层次原因。企业组织与生存环境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关系，中国传统社会是道德化的理论社会，它要求一切组织和个人需要遵守既定的传统伦理道德秩序；而传统商业或企业组织又以儒商精神，加强和固化了传统的伦理道德秩序。事实上，在中国传统商人所处的中国传统社会环境中，存在着一个看不见的、巨大的道德规则网络——这个“道德网络”的威力，早已经超出了法律的制约力量，用句俗语来说：仅仅是平民百姓道德的唾液，就足以淹死一个人了，而“道德杀人”也并非是偶然事件。

　　显然，道德的伪装隐藏着极大的风险，因为一旦伪装暴露或被揭穿，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即使有些中国传统商人不传统儒家的“利从义出”、不恪守“以义制利”，他也必须夹着尾巴做人，而且还得装出满不在乎金钱的真诚道德状——他必须隐藏起自己追求金钱的真实目的、而需要为自己插上漂亮的道德伪装，否则他就将在传统社会环境中无立锥之地，这也就成了传统道德家眼中的所谓的“伪道德者”或者是“伪儒商”。事实上，“厚黑学、潜规则”等等流行词语，就是描述的这种非主流的管理逻辑，它的潜台词是：即使一些商业或管理原则是有效的，但只要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显见的道德伦理共识相悖，就必须将之掩藏于看不见的黑暗之处。

　　在中国，每当出现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发展时，总是伴随着出现道德堕落、极端自私、拜金主义等等与传统儒家思想背道而驰的所谓丑恶现象出现；而每当出现这样的时刻，“儒商”就总是被再次推出、提倡和推崇，因此，与其说推崇“儒商”是提倡一种正确的商业行为模式，还不说是期待“儒商”承担起恢复传统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重任，更为合适与贴切——这意味着：中国传统商业或企业的宗旨使命，被延伸到了组织内部赢利性的目的之外，承担起了建设社会道德环境和秩序的重大使命。

　　如果一个企业家带领企业取得巨大商业成就后，却与自己没有任何关系，其奉献自己的智慧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但就是这样“不可思议”的事情，却在中国发生了，不得不说这是中国传统儒家“国家为大、无私奉献”思想的成果。然而，当这种传统精神和未来信仰逐渐的淡化甚至于消失，那么，就意味着企业家精神动力源泉的消失，事实上，今天中国的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在缺乏私人产权制度和合理的分配机制情况下，依旧无私奉献个人商业智慧，所依赖的是传统商业精神和高度共产主义信仰的混合产物，所以，柳传志们常常自嘲自己是中国“最后的、傻乎乎的、不可再生的企业家资源”。

　　三 企业价值观与企业家价值观并不是一回事

　　需要澄清的一个问题是：企业价值观与企业家价值观并不是一回事。但是，在中国，二者常常被混为一谈。

　　就现代企业组织管理而言，企业组织价值观/使命/理念等等一些概念，其本质上是在描述与界定企业的“事业边界”。就如管理大师德鲁克所说，每一个企业都需要通过宗旨使命的分析与描述，回答三个最基本的问题：“我们目前的事业是什么？”、“我们的事业将变成什么？”以及“我们未来的事业应该是什么？”，这三个基本问题的核心并不是描述管理者个人的理想、而是需要“面向顾客”描述企业组织的任务。

　　事实上，西方企业的不断发展与巨大成就，确实得益于企业使命的清晰界定。当西方早期的铁路企业描述自己的使命是成为“铁路行业”的龙头老大时，它很快就被那些描述企业使命为“乘客运输”的企业所取代，因为乘客运输不再将限定在铁路行业内，而是寻找更新、更快的运输方法，航空业由此成为了铁路运输最有力的挑战者。他们抛开了管理者个人的理想描述、而是进入到了组织管理的层面，深刻分析企业组织的未来在哪里、而不是分析企业家个人的理想未来是什么。

　　但是，在中国传统的商业或企业管理的历史沿革中，从没有试图区分“个人价值观”和“组织价值观”的不同，而是将两者合二为一，将管理者个人的理想等同于企业组织的理想。按照这样的管理逻辑，企业家个人拥有什么样的理想抱负，就会造就企业有什么样的理想抱负；反过来说，当企业家个人的境界低下或不恰当的夸大理想，企业的命运也就在所难免。这也造成了一个独特的中国企业现象，即企业管理者或企业家个人的，不仅仅是局限在其个人的范畴内、而是同时成为了企业组织的。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因为在中国的商业或企业组织的历史进程中，并没有清晰明确的进入到“组织”管理领域、而是依旧延续和停留在个体的“人”的层面上。对于中国企业来说，绝大多数本该属于组织管理领域的问题，被解释成了“人”的问题或“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事实上，以中国传统管理并非是现代意义上的狭义“管理”、而是基于维护个人利益的“统治”。管理与统治并不是一回事，现代意义的管理面向的“组织目标”、而传统意义上的统治则是面向维护“统治者个人目标”。

　　缺乏对于“组织”基本的认识、了解和尊重，成为了中国传统所谓管理的最大弊端。显然，中国传统商业或企业组织的道德化宗旨使命的现象，并不是被夸大到了非经济性的道德领域，而是中国传统商人或企业家，将个人的道德价值观赋予了商业或企业组织。事实上，中国传统的商业价值观，并不是以赚取利润的多少来衡量其商业价值，而是上升到了“是君子、还是小人”的道德高度来评价。

　　他们在积极的思考人生与生命的价值意义是什么？人究竟为什么而活着？而不是思考组织的存在条件、组织的功能等等问题。在中国传统的商业或企业家看来，生活、事业、生命，这是人生依次提升的三个层次，或者说三种境界。仅仅做好工作式的谋生并不足取，仅仅取得事业成就也不是最高境界，对于人生意义的思考并付诸行动，才是其人生境界的追求。“利”并不是他们的人生目的、而是成为了实现“义”的工具和路径，因此，当“义与利”发生矛盾和冲突时，“以义制利”、甚至是“舍生取义”，就成了他们显见的行动。

　　即使是在今天的中国，一些企业管理者依旧毫不理会企业组织的基本运营规律、也不在意企业的现状是否能够支撑其庞大的个人理想，而是依旧将个人的某种理想或欲望凌驾于组织运营规律之上，轻视组织、蔑视制度、拔苗助长、肆意妄为等等不尊重“组织”的行为，在今天的中国企业管理中依旧司空见惯。中国人从来都不缺乏“人性管理”的智慧的光辉，而缺乏的是对于企业组织使命的尊重和科学的管理精神——中国的管理学的启蒙运动才刚刚开始，尤其是离科学理性的管理精神，还非常的遥远。

　　正是因为中国的商业或企业组织宗旨，体现的是管理者个人的人生价值观，所以，认识和理解中国传统商人或企业家的人生追求，才是认识和理解中国商业或企业组织宗旨的钥匙。就现代企业组织管理而言，企业家的个人价值观不等同于组织价值观，企业家个人生活行为方式也不等同于组织行为方式。无论一个企业家是多么的强悍和充满个人魅力，他必须面向顾客思考企业未来的问题，他的行为必须被纳入到组织管理行为中。

　　有必要再次提醒企业家的是：请不要企业组织当作实现个人理想的载体或工具！——企业即不是什么理想的“载体”，更不是什么个人的工具——企业是一个活的生命体，拥有自己独立的生命，即使是者或企业的拥有者，也不能把企业当做私人物品而任意的捏来捏去，而是必须遵循企业组织自身的客观运行规律。直到今天，在中国，“管理就是管人、做事就是做人”的依旧大有人在，它在本质上所反映出的是中国传统管理对于“组织”的蔑视。对于今天庞大而复杂的企业来说，不懂得企业组织自身的基本运行规律，就很难获得卓有成效的管理成果。

　　四 现代中国企业家的精神动力源泉在哪里？

　　中国传统商业精神的不足以及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都使得中国企业家必须独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恰当的、能够提供企业组织的基业常青的企业家精神动力源泉，究竟在哪里？

　　有一种看法认为按照韦伯的说法，中国传统儒家思想诞生不出资本主义精神，所以尝试性提出中国或中国企业是否需要宗教性解决的问题，这显然是不可思议的提法，因为拥有五千年悠久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如果突然转向设计一个新的宗教或是直接搬用西方宗教，那么，就象黄皮肤的中国人被染上了蓝眼珠一样的滑稽可笑。任何传统文化或宗教，都是历经千百年的历史洗礼而沉淀下来的，远非简单的抛弃或继承这么简单。

　　另一种中国传统的“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说法，同样是一种令人摸不着头脑的虚无，因为传统文化是一个系统性的整体，它本身隐含着一系列的因果逻辑关系，用今天现实的眼光所看到的“糟粕与精华”，常常是密不可分的联系在一起，抛弃一方往往就意味着另一方也必须同时。独立的“精华”看起来是那么智慧，但一旦置于组织系统中往往就精彩全无；而将所谓的“糟粕”抛弃，往往是连所谓的“精华”也一起抛弃了。浅薄的现实功利主义，其结果常常是欲速则不达。

　　适当的、恰如其分的、源源不断的企业家持续工作的精神动力源泉，应该按照这样的路线图来寻找——企业组织生命基业常青的关键性要素，是因为企业了某个特定客户或消费者群体的需求；一旦失去了特定客户或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企业组织获得利润来源的血脉就将中断，企业组织的生命也就同时消失了；这意味着企业家的精神动力源泉隐藏在“客户或消费者”的身上，因为只有面向决定企业组织生命存在的关键性要素，才有可能获得“正当的、适合的、有价值的”企业家精神动力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