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中国传统商业精神为企业家提供了两种精神动力来源，一种是相对来说境界较低的“光宗耀祖”思想，另一种相对来说境界较高的“实业报国”的思想。对于今天的中国企业来说，其缺陷/不足/束缚是显而易见的。需要澄清的一个问题是：企业价值观与企业家价值观，并不是一回事。但在中国商人或企业家的眼里，商业或企业组织往往并不是一个永存的实体，而仅仅是实现商人或企业家个人远大理想抱负的载体或工具。

　　在联想并购IBM公司的PC业务的尘埃落定后，同时也意味着新联想必须原有的“产业报国”的企业使命。

　　因为在新联想的1.9万名员工中，有约1万多名是原IBM的员工。一个新联想企业中的美国员工，并不会为了“振兴中华民族”的企业使命而奉献他们全部的热情和智慧。如果新联想继续坚守“产业报国”的价值观，就意味着企业组织价值观的分裂。

　　新联想企业使命所发生的悄无声息的变化，带来的不仅仅是中国企业在国际化征途上所遭遇到的文化冲突，同时，也对企业家个人的价值观产生了深刻的撞击。柳传志先生就在企业并购完成后，就发出了这样自言自语式的感叹和困惑：“新联想里将不再提产业报国的目标……可是这样一来，我们究竟为啥干？”

　　事实上，这并非是柳传志先生个人的困惑，而是代表了中国企业家（企业主）阶层一种的普遍性的困惑。事实上，当中国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后，企业主或总是会遭遇到类似的问题：钱对于个人生活已经足够多了，那么，接下来究竟“为什么”而工作？这个问题的本质是：企业家持续性工作动力的精神源泉，究竟来自于哪里？

　　一 企业家精神动力源泉的来源路径

　　对于现代企业组织管理来说，传统商人追逐利润/地位/名声的欲望，不足以提供和成为今天企业家所需要的精神动力源泉。

　　按照“组织管理之父”韦伯的说法，中国传统商人和威尼斯商人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都是基于农业文明的追求的传统商业行为；只有现代意义上的所谓“资本主义精神”，才是现代企业组织管理者的精神动力来源。这种精神来源于16世纪的欧洲宗教改革，原有的禁欲主义被允许追求的新教所取代。但追求并非是为了个人的人生享乐和纵情狂欢，而是因为那是上帝分派的工作，清教徒竭尽一生、永不停息的赚取是一种“天职”。

　　但是，无论是对于中国传统商人、还是现代企业家来说，显然即不会理解也不会认同韦伯所说的基于“天职论”的资本主义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进程中，相互融合交替并举的儒、道、佛的文化，都是奉行积极的面向现实的入世，所以也不存在所谓禁欲与纵欲的历史性转折，同时因为中国的历史上并没有发生显著的现代工业革命，所以现代中国企业或企业家持续性工作的精神动力源泉，是自然而然的继承和延续中国的传统商业精神。

　　一般来说，中国传统商业精神为商人或企业家提供了两种精神动力来源。

　　一种是相对来说境界较低的精神动力源泉，来自于传统农业社会下“光宗耀祖、造福桑梓”思想。中国传统商人并不会仅仅为了金钱/利润而持续性的工作，他们有着超越了经济利益的、更为符合中国传统社会现实目的，那就是光宗耀祖、反哺故里的荣耀与名声，比组织基业永存和经济利益更重要。事实上，中国传统富豪商贾们经历了四海漂泊取得商业成就后，无不在家乡兴办义学、造桥铺路等等各种慈善公益事业。显然，“衣锦还乡、光宗耀祖”成为了中国传统商人显见的精神动力。

　　另一种相对来说境界较高的精神动力源泉，来自于儒家传统思想哺育下的“实业报国、民族振兴”的思想。商业或企业组织在中国商人或企业家的眼里，仅仅是一个实现个人远大理想抱负的载体或工具。他们所扮演的不仅仅是管理企业的责任角色，而是在更大程度上、自觉的担当起了社会责任的角色意识，他们信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跃跃欲试地企图“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充满了“天降大任于斯人”式的崇高感。

　　显然，他们从没有把追求商业上的经济成就，视为个人或组织的终极事业追求，事实上，商业或组织组织，仅仅是为他们提供了实现自我价值的工具和路径。备受推崇的、典型的中国传统的商人或企业家，一直遵循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做人原则，自觉的将组织使命与国家命运融为一体，自觉的将个人事业与组织命运融为一体。这种超越了经济利益的“拳拳报国之心”，成为了另一种巨大的中国传统商人精神动力源泉。

　　事实上，中国商人或商业组织从来都不会宣称其目的是“赤裸裸的追求利润”，而是赋予了赢利性商业组织强烈的非赢利性的道德色彩——即使是较低层次境界的组织使命，也会将“光宗耀祖”置于“赢利目的”之上；最高境界则是企业家自觉的将企业组织使命与国家民族命运融为一体，以“实业报国、民族振兴”取代企业赢利性的经济使命。显然，这是超越了经济性和利润观的商业使命——他们坚定的：钱并不代表一切，仅仅为钱或赢利的目的而工作，就成了彻头彻尾的“惟利是图”的小人或奸商。

　　毋庸质疑的是，假如没有“光宗耀祖”或“实业报国”的理想支撑，他们将因失去理想而不知道究竟为何而工作？事实上，直到今天，中国的企业管理都在无形中接受了这种传统的管理思想。无论是过去传统商业上“以义统利”、还是今天中国企业高喊的“振兴民族经济”，中国企业组织管理者总是自觉的将国家责任和民族大义，置于企业组织“赢利”目标之上。当企业组织的目的超越了单纯的经济或商业成就，就在无形中将企业组织的宗旨使命带入到了非经济性的人生或道德领域。所以，中国的传统商业或企业组织管理的第一要义，并不是如何获利、而是如何争做君子。

　　一个典型的西方企业，直接将企业组织的使命和宗旨定位于资本获利、股东回报等等经济层面上，他们所思考的管理问题，是如何减低成本、提高效率，这是不问过程、只问结果的管理。而一个典型的中国企业，却纠缠在“义与利”的问题上几千年，企业组织的使命和宗旨定位于诚信、“为富要仁”等等道德层面上，绝口不提资本回报率的问题。每当中华民族遭遇时，他们也总是挺身而出表现出舍财报国的精神。正是这种强烈的反哺故里、光宗耀祖以及民族大义的思想，为中国传统商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二 中国传统商业精神所提供动力的不足性

　　对于今天的中国企业来说，中国传统商业精神所提供的精神动力源泉，其缺陷/不足/束缚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传统商人“光宗耀祖、造福桑梓”的精神动力，所提供的仅仅是商人的个人理想、而并不是商业或企业组织的理想。现代企业组织是一个持续性的不断获利、不断的良性运营过程，而中国传统商人所持有的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的理想，往往是在获取一定经济效益后，便将利润投入到扩大和重复生产以外的领域，譬如忙着修建个人的豪宅大院、甚至是为自己树碑立传。获取利润后再次欲望的不足，成为了限制现代企业不断的束缚；而传统的“光宗耀祖、造福桑梓”的精神动力，在今天也成为“不思进取、小富即安”的代名词。

　　中国传统商人“实业报国、民族振兴”的个人理想，看似是一个真诚的、无可挑剔的远大愿望，但实际上则隐含着某种危险。如果一个现代企业组织宣称为一个城市、一个地域或一个民族的自豪而工作，其狭隘都是不言而喻的；同时，怀抱着民族自豪感的企业家期待着一夜成名的欲望，常常导致企业组织脱离了其客观运行规律，而走上了“做大”的道路——“做大”，是中国传统商人或现代企业家一个挥不去的情结，这其中即有自觉的民族使命感、也包含着个人的权利欲望，但是，以个人民族情绪和情结替代企业组织客观运行规律，其中隐藏着的危险是显而易见的。

　　毫无疑问，以个人的人生价值观替代组织的经济价值观，不但缺乏对于企业“组织”最起码的尊重，其中也隐含着某种潜在的危险，假如不是这样，那么，非但不会给企业管理带来长足进步、相反可能带来的是灾难。现代企业组织的把企业组织的规模因为企业组织作为赢利性的经济组织，即不等同于政府组织的统治、也有别于宗教组织的管理，追求更大的成就感是民营企业家最大的精神动力！ 身家千万依然鏖战商海，民营企业家的这种执着往往被曲解为“逐利本性”，短期行为是对中国社会的企业家精神的最大的威胁。社会上多数人的眼光都是短期行为的眼光。

　　关于将企业“做大”的问题，GE前董事长兼CEO杰克。韦尔奇中国之行的一段对话，也许会给我们另一种启示——杰克。韦尔奇在回答一位中国企业家的提问时说：“美国从政治的角度来说，对政府来说他们并没有觉得大企业有多么的令人激动，尤其跟中小企业相比。所以有时候大公司容易成为攻击的目标，而的小公司会创造就业机会，政治家更偏爱小企业和的企业，而不是大企业。所以美国大企业对美国政府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小的。当然政治家在竞选总统的时候也不会这么说，媒体也不会这么说，但实际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影响很小。”

　　事实上，在激烈的茫茫商海中，商业或企业组织无不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一个对于“利益或利润”避而不谈的商业或企业组织，那它就算不上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组织。中国传统的“以利制义”古老商则，意味着“义”高于“利”；而“义”高于“利”，又意味着尊重传统道德高于经济利益追求；反过来的管理逻辑就成了：如果经济利益追求高于传统道德追求，那么，就意味着个人行为品德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假如一个商人被冠以“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的恶名，那么，损失的将不仅仅是商业利益、而将是个人一系列人际关系上的名誉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