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在瑞士的达沃斯闭幕，其中亚洲(尤其是中国和印度)领导人的高度乐观令人瞩目。对于沃顿商学院领导力与变革中心主任迈克尔·尤西姆(MichaelUseem)而言，这种情形恍若似曾相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美国的商界领袖也浑身洋溢着同样慷慨激昂的情绪。但在年会的三场研讨会上发言的尤西姆警告说，无限膨胀的乐观主义所引发的狂妄自大可能非常危险。

　　来自世界各国的近三千名政界和商界精英齐聚瑞士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年会。透过该论坛可以窥见谁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着领导角色。

　　在闭幕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亚洲领导人的高度乐观令人瞩目。中国副总理曾培炎预计中国2010年的人均GDP将比2000年翻番，印度财政部长帕拉尼亚潘·齐丹巴拉姆(PalaniappanChidambaram)则展望印度的年增长率将达到8%。矗立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平台上，仰望着巨大金字塔底下尚待挖掘的，中印两国的商界领袖们正在摘取天上的星星。这一时刻的激昂情绪也在某位印度企业的执行身上表现出来，他对我说，他认为两位数的增长速度不是百分之十几，而是25%至30%。

　　这种激昂乐观的情绪恍若似曾相识，只不过主角由当时的“美国”变成了现在的“亚洲”。1997年，当我在达沃斯的各个会议大厅穿梭的时候，美国经济的神话也让美国的商界领袖们同样信心百倍，甚至带有几分传教士的狂热情绪。英特尔的安迪·葛洛夫(AndyGrove)在会上叱咤风云，微软的比尔·盖茨(BillGates)鹤立鸡群：当他穿过人头攒动的接待大厅时，拥挤的人群自动让开一条道，在这位杰出的美国企业家经过身旁的时候悄悄仰望，窃窃私语。后来，我与世界四大知名跨国公司：ABB、荷兰皇家石油(RoyalDutchPetroleum)、西门子(Siemens)以及安然(Enron)的执行参加了一场专家研讨会，其中美国安然公司首席执行官肯尼斯·莱(KennethLay)俨然是整场会议的明星，大家都渴望从他那里聆听到的奥秘。

　　决策研究告诉我们，无限膨胀的乐观主义所带来的狂妄自大可能导致做出的决策不是最优。在登山途中，导游会警告我们在登上山顶的时候必须格外小心，因为彼时胜利在望的激动之情可能导致判断力的丧失。前几年日本人被的狂喜冲昏了头脑以及网络泡沫破灭的故事告诉我们，辉煌时代的结束或许就是萧条时代的开始。

　　而这也正是达沃斯年会上头脑清醒的领导人提出的忠告。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Summers)呼吁大家保持更加冷静谨慎的。他指出，每个国家都是既充满希望又隐藏着忧虑，但眼下他看到的只有大无畏的极度。

　　本届年会不仅将过度的乐观主义提上议程，同样重要的领导原则——克服过度的悲观主义显然也成为关注的焦点。在一场开幕的脑力激荡会议结束之际，一位与会者道出了大家的心声。他说，今年是中国人与印度人情绪高昂，欧洲人谨慎乐观，美国人则是“今夜无法入眠”，他还敦促大家拥抱离自己最近的美国代表。

　　世界经济论坛旨在控制极端化情绪，督促各企业今后做出更加明智的决策。但它同样也让商界人士有观望政界领袖将如何帮助他们做出更有的决策。企业领导以路演的方式向大人描画未来。而对于国家领袖而言，达沃斯就是秀场。他们将在这里向众人展示自己的国家战略和领导才能。商界领袖对德国新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展示出的战略和才华就青睐有加。

　　欧洲之年

　　默克尔说，她希望德国成为欧洲最富创新、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同时还要增加就业以刺激整个欧洲大陆的就业。她指出，“将来人们回首以往会想到这些年都是欧洲之年。”但只有克服传统犬儒主义与权力主义的影响才能让美梦成真。“在推动全球化的进程中人们已经丧失了对政界的信任。作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我们必须承担起自己的。”默克尔的政策构成具体归纳为：在德国实现经济自由化、精简官僚机构和下放权力。但在向私营行业授予更多决定权的同时，她也希望企业能够以更负责的行使这些权利。她说，最重要的是建立起名为“负责的自由”的文化。

　　默克尔在勾勒出清晰的使命后，还公布了实现该使命的战略。她说，“我们必须重组联邦结构以加快决策进程。”她还承诺要将该战略执行到底：“我们必须证明我们有付诸实施的能力。”她将在自己的任期内实现：“当今世界正经历着剧烈的变动，我对处于[这种]变革的前沿阵地已经习以为常”。对于在达沃斯参加会议并考虑在德的人，或者希望提高自身领导力的人而言，默克尔的政策表述明白无误而又具有启发意义：即使命+战略+执行+推动=增长。

　　但处在剧烈变革的中心阵地也需要坚忍不拔的毅力。巴基斯坦总统佩雷斯·穆沙拉夫(PerezMusharraf)指出，“作为领导人的基本素质就是，无论发生任何问题，处于何种环境，他或她“都要处变不惊……”。当有人问英国外交大臣杰克·斯特劳(JackStraw)，对于国际上像他本人这样正在为僵持不下的伊拉克问题大伤脑筋的人有何建议时，他表达了与穆沙拉夫相同的看法：“我们不能被弄得心烦意乱。”

　　穆沙拉夫说，“领导人必须对形势有着清醒的认识，为解决问题制定清晰的战略，并建立强有力的来执行这些战略。他以自己从1999年起执掌国家大权以来积累的丰富指出，明达及时的决策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他说，你要听取反对派的意见并让他们参与协商，但你不能“无所作为”，你必须“做出决策”。而且在形成决策的过程中，通常会因缺少数据而无法确知该决策将会导致怎样的结果。他警告说，“决策的三分之二是事实与数据，还有三分之一是在没有事实支撑的黑暗中的摸索。如果三分之一的部分增加，那你就太过“冲动”，但如果三分之二的部分增加，你就不能被称为“领导”。”

　　印度新德里最高行政长官谢拉·迪克史特(SheilaDikshit)在为首都周边激增的人口修建道路、房屋和提供服务时也采用了大抵相同的政策。她称自己正在加快辖内各大机构的决策速度，因为快速决策对于实现基础设施现代化至关重要，从而为首都急速增加的土著人口以及日益上升的国际贸易提供服务。

　　短语“达沃斯男女”(DavosMenandWomen)过去一直被用来形容参加这场年度研讨盛会的人士。哈佛教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Huntington)指出，他们“无须宣扬对国家的忠诚”，因为他们将“国界视为发展障碍，但令人欣慰的是，这个障碍正在消失。”与此相反，2006年的“达沃斯领袖”却不太为这个问题操心，因为他们明白不可抗拒的经济全球化力量会让国界逐渐消失。

　　今年的达沃斯领袖更加关心的是如何确保自己的企业，或者是国家，在预定的道路上向繁荣昌盛迈进。他们还意识到自己有实现这个使命。默克尔和穆沙拉夫的发言告诉他们，战略、明智决策与个人勇气是完成使命的关键因素。

　　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Clinton)的讲话也在达沃斯的精英中掀起了高潮。他说，“我们不需要恶魔，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民的生活是否更加富裕是衡量一个领导人最终成就的标准。无论遭遇任何，都必须记住，“你只能继续前进。”